上海市监察机关行使行政处分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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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几个问题

张爱军


【内容提要】情节严重的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特别是近年来暴力抗法事件频频发生，是对司法权威的公然挑衅。但现行法律规定在本罪的犯罪对象、犯罪主体、客观方面、追究程序和处断上均有不完善之处，制约了司法机关对这类犯罪的及时打击。本文就此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犯罪 刑罚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暴力抗法

目前，法院执行难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法院生效裁判。尽管我国刑法对此早有惩处规定，但现实中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真正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为数不多。由于打击不力，一些被执行人长期赖债而逍遥法外，严重损害了法院的司法权威，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①在现行刑事法律中，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为“本罪”）的规定模糊、适用范围狭窄、追究程序复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打击力度太弱，使“执行难”的问题难以缓解。更为严重的是，“暴力抗法”的行为有愈演愈烈之势。据福建省高级法院统计，该省2000年上半年共发生暴力抗法事件38起，因暴力抗法而受伤的执行干警达25人次，比上年同期上升177％。而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数字是：从1999年7月到2000年11月，全国法院执法过程中发生暴力抗法事件249次，384名法官被打伤。②“执行难”尚可归咎于多种客观因素，譬如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地方保护主义、财产难于查找等等，但暴力抗法事件的频频发生，不得不引起司法高层和学界的高度警惕。这种势头如不能得到充分的遏制，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则面临着开倒车的危险。制裁不力无疑是“执行难”和“暴力抗法”屡禁不止的重要因素。加大本罪的打击力度，对本罪犯罪构成的各方面从立法上予以明确，乃是当务之急。

一、 人民法院一切生效法律文书均应作为本罪犯罪对象
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和裁定书作为本案犯罪对象系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明确规定，自无 疑义；但是体现人民法院司法权威、具有实体和程序意义的法律文书却远不限于这两种。因修订后的刑法取消了有罪类推，这种机械的限制遂成了制约该项法律规范发挥其作用的枷锁。试看以下的案例——“陈建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案”：
被告人：陈建明，男，２９岁，浙江省金华市人，无业。１９９３年８月９日被逮捕。
陈建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一案，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被告人陈建明与赵素英因债务纠纷，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在拱墅区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起至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止，陈建明分月支付赵素英本息共６０４００元。调解协议发生法律效力之后，陈建明仅在前两个月支付了２０００元，以后就不再履行。为此，赵素英于１９９０年１月向拱墅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采取划拨陈建明所开的卤味店银行帐内存款、查封店面等强制措施，迫使其分批偿还了１２６３０元。在此后的执行过程中，陈建明仍在经营卤味店，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却无视法院的多次教育和通知，不按期偿还欠款。１９９１年４月，拱墅区人民法院传唤陈建明到庭，陈建明谎称近日内即支付部分欠款。然而三日之后，陈建明竟关闭店面，带妻儿、母亲举家携款外逃。其间，陈建明先后在福建省三明市和浙江省金华市开烤禽店。直至１９９３年７月３０日，陈建明潜回杭州时被依法逮捕。陈建明被捕后，赵素英与陈建明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由陈建明一次性偿还人民币３万元，其余债权，赵素英自动放弃。陈建明在其家属帮助下交付给赵素英人民币２万元，美元１０００元。
拱墅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建明与赵素英之间的债务纠纷，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既是当事人双方协商结果的记录，又是人民法院认可和批准当事人之间协议的法律文书。它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与生效的判决、裁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被告人陈建明无视国家法律，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采取欺骗、躲避的方法，公然拒绝执行，其行为情节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六）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２３条（３）项的规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予以处罚。鉴于被告人陈建明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催促家属支付了人民币２万元，美金１０００元，可以从轻处罚，而且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依照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其宣告缓刑。据此，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２６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应当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的，由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直接受理并予以判决”的规定，于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７日判决被告人陈建明犯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宣判后，被告人陈建明表示认罪服法，没有提出上诉。
这个案件发生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前。按照修订后的法律，本案的处理反而会遇到诸多的困难。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调解书并非本罪的犯罪对象。这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的困难。笔者认为：
1、调解书理应明确纳入本罪犯罪对象的范围
人民法院的调解书从性质看是法院的裁判文书之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和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调解书经当事人签收后，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调解是人民法院对审理的民事案件依法进行的一种审判活动，调解书的性质是在法院诉讼活动中进行的、经法院确认、以人民法院名义发出的、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效力的一种司法文书。①所以从理论上讲，其强制执行的效力与判决和裁定是等值的。无论是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裁定，还是拒不执行法院调解书，在达到情节严重的时候都应该受到刑事追究。否则，一些当事人为规避法律会采取假意调解的办法，一但调解书下达，其强制执行力逊于判决和裁定，且不会因拒不执行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与法治精神是相悖的。
有学者认为，现行司法解释已明确将法院调解列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对象之一，根据是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作出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3条的规定。②但从法律的效力位阶和“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上讲，修订后的刑法仅列举了判决和裁定，让最高法院在几年前的司法解释再适用于此当然不妥。尽快出台一个有权解释显得尤为必要。
2、人民法院生效的决定、通知、命令亦应纳入本案犯罪对象
人民法院的生效决定、通知和命令，均是体现法院审判权的重要法律文书。其中一些因其解决的问题的特定性，甚至不允许复议和上诉。象人民法院的决定，具有即时执行的法律效力。①
事实上，无论是判决、裁定，亦或是人民法院的其他法律文书，均是司法权的有形的载体，其作出和执行，均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和强制力，对社会公众有指引、评价、教育和预测的规范作用。无论是拒不执行哪种生效的法律文书，均是对审判权的亵渎和挑战；无论是对法院作出的哪种法律文书拒不执行而未受到制裁，都足以降低人民法院行使职权行为的社会公信力。对一般公众而言，并不能完全地知悉在人民法院与被执行人之间产生约束力的介质是一份判决书、裁定书，还是一份调解书或其他法律文书；他们只需要知悉体现在各种文书上的人民法院的意志得以不折不扣地实施就足够了。一但这种意志被推诿、阻碍甚至暴力抗拒，而人民法院又不能对此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司法权威已然受到损害了，这与法院生效文书是何种类没有直接关系。
2002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有关立法解释，已将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作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明确下来，按照这个精神，对其他法律文书作同样对待，应在情理之中。
从外国立法例看，亦未将此类犯罪的对象局限于判决和裁定。如最早出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刑法立法——1810年《法国刑法典》。该法第209条规定，“对于法院附属人员，田野森林之看守人、官兵、赋税征收人员、强制执行人员、海关人员、诉讼两造相争物之保管人、行政警察及司法警察官员，于其执行法律或政府机关之命令、法院传票、拘票或判决书时，实施攻击或以暴力抗拒者，依据情况，构成抗拒政府之重罪或轻罪。”明确包含了对暴力抗拒执行法院判决——甚至包括拘票和传票——的行为予以治罪的内容。②

二、单位应当纳入本罪的犯罪主体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争论不休的 “协助执行义务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问题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所作的立法解释画上了一个句号。根据中国的司法实践情况，执行判决、裁定的义务人大体有如下几种：一是败诉的当事人；二是协助执行判决、裁定的义务人；三是其他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人（包括两类，一类是虽非当事人但却与判决、裁定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再一类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而是败诉当事人的亲友、同事、邻居、单位领导等，出于对败诉人的庇护而实施妨碍执行的行为）。③但是单位主体并未明确规定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一般认为，我国刑法典第三十条对单位犯罪明确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故认为本罪可以由单位构成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如果单位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且情节严重，对行为人也只能按自然人犯本罪论处。④所以现在对单位（包括作为被执行人的单位和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单位）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的，还不能对单位判处刑罚。
从概念上讲，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以及机关、团体等社会组织，为了给本单位牟取非法利益，或者为了维护本单位的局部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而故意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以及不履行法律义务，过失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⑤从我国刑法典分则的规定来看，单位犯罪广泛存在于大多数的类罪当中。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所属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也不鲜见，共涉及23条33个罪名。笔者认为，对本罪，也应当明确规定单位犯罪。理由如下：
1、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是单位行为、职务行为，而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履行法定义务协助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时，无论是银行行长及其他负责人，还是临柜职工，都是在履行单位的职责。在通常情况下，拒不协助行为的发生动机，往往是考虑到银企关系，出于对被执行人的一种短视和狭隘的保护。有的企业认为，如果开户银行没有能尽到保护自己存款安全的“职责”，即为服务不到位。个别银信机构为了拉拢客户，遂不惜以身抗法，有时能够造成裁判无法执行的严重后果。
2、 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个人决定或单位领导的集体决策来对抗法院裁判的执行，较之自然人主体的对抗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在单位领导的公开决定、支持、怂恿或默许下，法制观念不强的职工极易产生过激行为，暴力抗法、冲击法院、围攻党政机关，诱发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3、 可以提高单位员工，特别是单位领导履行人民法院裁判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明确规定本罪为单位犯罪，会进一步树立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权威，促进执行义务单位的履行行为。

三、“软抵抗”和“硬抵抗”都是本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
屡见不鲜的暴力抗拒执行事件，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一种常见的客观方面的表现。但该罪更多的情形体现为一种“软抵抗”。与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疾风暴雨式的对抗，以其明显的反社会性，无疑会受到相对迅速的控制和制裁；但如果采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措施来抗拒执行，其手段和方式的隐匿性使其更易得逞。199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具有下列情形的，认为“情节严重”：（一）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二）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在执行中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这是两种常见的非暴力情节。类似的情形还有：
1、 转移财产的行为早在诉讼之初即发生。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扩充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表述为“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取消了最高法院解释中“发出执行通知”这个时间限制。但还有一个问题随之产生：被告（人）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初，甚至在预感到诉讼不可避免之时，就开始了“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致使判决和裁定无法执行。在这个时候，行为人还不是“被执行人”，也不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如果将“被执行人”变更为“当事人”，似更合理。至于诉讼进行前的类似行为，还不宜规定为罪，对于行为人“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受害人可依据合同法行使撤销权。
2、 协助执行单位或第三人与被执行人的串通（或在特定情形下未经串通）的实行行为。
这种行为在当前甚难查明。就以金融机构协助执行为例，当前金融机构已基本普及微机办公，在被执行人与之串通的情况下，临柜职工可以进行简单的操作，将被执行人的存款余额只剩一个零头；如果执行人员未要求进一步查看其帐簿和凭证，就很容易被蒙骗。更有甚者，即使执行人员要求查看凭证，金融机构会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支票或其他票据（空白票据存放于开户的金融机构，可由金融机构职工临时填写应付法院执行）。这种串通行为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因为在表面上金融机构对法院执行公务采取的是积极协助的态度。有时虽未经串通，金融机构也会想方设法为开户单位“保全”其财产。当然，以上的情况极其个别，但社会危害性不可小觑。
3、 逃匿行为。
为避债举家消失，法院的判决、裁定形同白纸。这种情况绝非少数。本文前述“陈建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案”即是一例。在这种情况下，一但确知被执行人下落且其有履行能力者，均应视为“情节严重”而治之以本罪。

四、关于诉讼程序
某法院在执行一宗案件时，被执行人黎某拖欠150多万元债务拒不清还，并在诉讼前大量转移其个人财产，使法院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数次落空。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从黎某家中搜出的财务账册和单据里发现黎某在法院执行期间还向他人借出现金40多万元。鉴于黎某的行为已涉嫌犯罪，该院在对其进行拘留后，将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经过侦查，报请检察机关批捕，但检察机关却以行为人的行为不属情节严重为由一直拒绝批捕，结果黎某在司法拘留期满后即逃去无踪，使该院对此案一直无法执行。类似黎某行为的例子在法院执行中并不少见，但由于法网太疏，很多赖债者从其不法行为中尝到了“甜头”，对其所负的债务能拖得拖、能逃得逃、能抗得抗，根本不把法院放在眼里。①
关于追究本罪的诉讼程序之悖论，学界的文章已经很多见了。根据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４条的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有学者认为，这类犯罪的立案管辖权由公安机关行使，导致刑事诉讼程序不科学，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不能有效打击犯罪，客观上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对赖债和抗债的被执行人不能产生有效的威慑作用。这使得法院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侦查和批准逮捕中扮演了尴尬角色，且产生一些实践操作上令人困惑的问题：法院在这类案件的立案侦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中处于什么地位，充当何种角色？在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不同意立案侦查、批准逮捕或提起公诉时，法院是半途而废，还是据理力争？在公安机关、检察院询问证人、被害人的过程中，法院执行人员是否以证人或被害人的身份接受调查？将案件依法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是由法院以决定的形式作出的，那么，法院的意见对公安机关、检察院来说是公文还是证据？因此，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立案管辖权由公安机关行使，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弱化了法院的公信力，违背了司法独立的原则。②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制定的目的，是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在一般情况下，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各司其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完成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任务。但就本罪来说，机械地坚持和强调司法机关之间的制约，不利于对犯罪的打击。现在已经失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２６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应当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的，由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直接受理并予以判决；在判决前，应当允许当事人陈述意见或者委托辩护人辩护”的规定，自有其合理性，可使司法活动的阻碍和浪费最小化，效果和支持最大化。

五、对本罪处断的几点建议
我国刑法强调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认为刑罚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教育。屡禁不止的暴力抗法事件和执行难的不可缓解，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也许就是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打击效果是不明显的。笔者认为，目前对本罪的法定刑宜加重，特别应当注意重典惩治暴力抗法行为，保持刑罚适用的严肃性，确保刑罚效果。
1、 加大打击力度，严惩暴力抗法行为。
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关于印发淮安市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现将《淮安市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希认真贯彻执行。

淮安市人民政府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淮安市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需求，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供应、交易和管理行为，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和《江苏省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51号），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范围内，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供应、交易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以下简称共有产权房），是指以出让方式取得经济适用住房用地，总价格参照普通商品住房执行政府指导价（一般低于同期、同区段普通商品住房销售价格的5－10％），购房人实际出资额与房价总额的差价显化为政府出资，购房人和政府各自的出资比例构成共有产权，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
共有产权房，由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面积，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通过政府产权分摊购房人出资负担，面向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住房保障，变经济适用住房与普通商品住房双轨制为普通商品住房单一制。
本办法所称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是指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家庭收入、住房状况等符合政府规定条件的家庭。
第三条 发展共有产权房应当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一规划、综合开发，因地制宜、协调发展的方针，集中建设与分散建设相结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第四条 共有产权房的政府产权部分主要以显化土地出让金构成，并逐步过渡到货币补助与土地出让金显化相结合，条件成熟时，可直接以货币形式补贴购买一定价格及标准范围内的商品住房，形成共有产权住房。
第五条 在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中，要明确共有产权房建设规模、项目布局和用地安排等内容，并纳入全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和住房建设规划，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 市政府成立市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市政府的议事协调机构，负责协调指导包括共有产权房管理工作在内的全市住房保障工作。
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共有产权房管理工作，市区具体工作由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住房保障中心”）承担。
市发展和改革、监察、财政、民政、国土资源、规划、价格、税务、统计、金融管理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涉及共有产权房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产权比例确定与价格管理
第七条 购买共有产权房，个人出资额应与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出资额相当。每年由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通过对市区经济适用住房与普通商品住房多个项目点的调查测算，确定平均值，经济适用住房的平均价格占普通商品住房的平均价格的比例，为个人拥有的产权比例，即相当于经济适用住房出资额的产权比例，也称为基本比例，并由市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发文向社会公布。
目前市区共有产权房产权基本比例执行7:3，即个人占70%产权，政府占30%产权。
第八条 应积极创造条件，对不同收入层次的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通过调整产权比例配售共有产权房，实现多层次保障，避免夹心层，实现不同层次保障的无缝对接。
第九条 对城市拆迁中符合配售共有产权房且拆迁补偿金额低于市物价局《淮安市区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补助标准》（淮价服〔2007〕17号）规定的拆迁最低补偿标准的，个人最低出资份额为50%，若要增加出资份额的，以每5个百分点的倍数增加。
对城市拆迁中配售共有产权房的，按市政府《淮安市市区共有产权拆迁安置住房管理办法》（淮政发〔2009〕114号）规定办理。
第十条 共有产权房销售应当实行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价格主管部门应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政府收购储备一年以上的共有产权房，销售价格实行动态管理，由市物价主管部门负责会同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根据商品住房市场价格变动情况不定期核定，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 共有产权房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专项维修资金按照谁使用谁承担的原则，由购房人承担。
第十二条 价格主管部门应加强成本监审，全面掌握共有产权房成本及利润变动情况，确保质价相符，对认购资格和房价监督与确认，在依据有关政策照顾低收入户的同时，确保政府所有权部分的利益不受侵蚀。
第三章 准入和退出管理
第十三条 共有产权房管理须建立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共有产权房由市住房保障中心按限定的价格，统一向符合购房条件的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出售。共有产权房供应实行申请、审核、公示和轮候制度。
第十四条 市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购买共有产权房，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市区两年以上城市户口；
（二）家庭收入符合政府划定的中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
（三）无房或现住房面积低于政府规定的住房困难标准；
（四）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扶养关系，且共同生活。
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认定，按照市民政局《淮安市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淮民〔2009〕160号）规定办理。
共有产权房供应对象的家庭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由市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本市经济适用住房供应量和低收入线标准、居住水平等因素确定，实行动态管理，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十五条 申购共有产权房，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家庭成员身份证和户口簿；
（二）家庭收入情况的证明材料；
（三）家庭住房状况的证明材料；
（四）反映家庭财产状况的有关材料；
（五）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六条 共有产权房购买资格，采取审核并公示的方式认定。具体办理程序如下：
（一）申请。由申购家庭户主向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填写申购共有产权房申请表，按照要求提供申报材料。
（二）街道办事处审查。街道办事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就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家庭住房状况、财产状况等进行核查，对是否符合规定条件等提出初审意见，并在辖区内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10日；公示后由街道办事处将申请材料、初审意见和公示情况一并报送区住房保障主管部门。
（三）区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审核。区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5日内，对申请人的家庭住房状况、相关形式要件是否符合规定条件提出审核意见。经审核，家庭收入、家庭住房状况等符合规定条件的，由区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报送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
（四）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审核。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30日内，对形式要件和程序完成审查，并进行集中公示，公示期限为15日。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视具体情况可以组织对申请家庭进行抽查。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由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作为共有产权房保障对象予以登记，并将申请人名单转送市住房保障中心。市住房保障中心应当根据登记的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收入水平、住房困难程度和申请审批顺序等，确定相应的保障方式及轮候顺序，并向社会公布。
经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审核，不符合规定条件的，由区住房保障主管部门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申请人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区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申诉。
第十七条 申请购买共有产权房的家庭取得的申购资格，有效期为两年。
第十八条 区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应当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及公示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和住房状况等进行核实。申请人及有关单位应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第十九条 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到市住房保障中心购买一套与核准面积相对应的共有产权房。购买面积在核准面积以内的，按核准的价格购买；超过核准面积的部分，由购房人按照完全产权价格购买。
核准面积为共有产权房保障面积，共有产权房保障面积标准为建筑面积每人20平方米。
第二十条 购买共有产权房，在核准面积以内的，个人拥有规定的产权比例。在居住期间，仍符合购买共有产权房条件的家庭，免交国有产权面积部分的房屋租金。购买共有产权房，在核准面积之外的面积，按照完全产权价格购买，个人拥有全部产权。
第二十一条 共有产权房购房人应当按照规定办理权属登记。房屋、土地登记部门在办理权属登记时，应当分别注明系共有产权房、出让土地，并注明以共有产权房价格购买的面积和产权比例，以及完全产权价格购买的面积。
市住房保障中心代表政府登记共有产权房政府产权部分，并负责共有产权房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十二条 共有产权房购买人，可以选择以下之一的方式退出共有产权房的保障：
（一）购买共有产权房的家庭，可以分期购买国有产权部分住房，形成完全产权。在5年（以签订购房合同日期为准）内购买的，可享受原共有产权房的价格，5年以后8年以内购买的，按原供应价格加第6年起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市场价低于原价或此价时取低价）购买，8年以后购买的，按届时市场评估价格（不含房屋装饰装修费用）购买。
（二）购买共有产权房满5年（以房屋权属登记日期为准）的，可以上市交易。未满5年的，不得直接上市交易，购房人因特殊原因确需转让共有产权房的，经购房人户口所在街道办事处和区住房保障部门出具证明、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上市。
共有产权房上市交易时，由出让人按市场评估价（不含房屋装饰装修费用，同时须经共有权人确认）向共有权人交纳政府产权部分的房屋价款，并纳入市保障性住房专项资金账户进行管理。
（三）购买共有产权房的家庭收入高于规定标准时，购房家庭应向共有产权人交纳国有产权面积部分的房屋市场租金。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应在共有产权房购买合同中予以载明，并明确相关违约责任。共有产权房的使用、维护和管理应在购房合同中约定。
第二十四条 共有产权房在取得完全产权以前，不得用于出租经营。
第四章 优惠和支持政策
第二十五条 共有产权房建设用地，按国家和省有关经济适用住房规定办理征转用报批手续，并按限房价、定地价的的方式进行挂牌出让。共有产权房建设用地应当纳入本地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在申报年度用地指标时单独列出，确保优先供应。
第二十六条 共有产权房建设项目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具体项目执行省财政、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
共有产权房项目外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由政府负担。
第二十七条 共有产权房开发建设单位可以用在建项目作抵押，向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共有产权房开发贷款。贷款利率的优惠政策，按照国家有关经济适用住房开发贷款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八条 建设和销售共有产权房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按照国家和省有关经济适用住房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购买共有产权房的家庭，可以提取本人及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的住房公积金；可以用本人及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偿还个人住房贷款。
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应当对购买共有产权房的家庭，优先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
购买共有产权房的家庭，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可由住房保障基金提供担保，具体办法由市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
第三十条 按土地出让条件要求，在商品住房小区中配套建设并向政府无偿提供或由政府回购的共有产权房发生的税收，由开发建设单位承担。
第三十一条 共有产权房项目用地，按国家和省有关经济适用住房规定办理报批手续后，在市内办理土地出让手续时，其土地出让金上交国库后，全额纳入市保障性住房专项资金账户进行管理，用于支付购买共有产权房政府产权部分、共有产权房土地项目的整理、回购储备共有产权房。
第五章 建设管理
第三十二条 共有产权房年度建设总量一般不低于商品住房建设总量的10%。
共有产权房单套的建筑面积，家庭人口3人以内（含3人）的，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家庭人口4人以上（含4人）的，可以适当放宽标准，但最高不得超过90平方米。
第三十三条 共有产权房应当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配套建设，充分考虑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对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要求，尽可能安排在近期重点发展区域、产业集中区域。土地成本低的地段，须优先安排集中建设或配套建设共有产权房。危旧房集中的地段，要优先安排改造，配套建设适当量的共有产权房。
第三十四条 商品住房项目用地出让前，由市国土资源部门会同市规划、住房保障部门共同研究确定项目中配套建设共有产权房方案。
在商品住房小区中配套建设共有产权房的，应当在项目用地出让条件中，明确配套建设共有产权房的建设总面积、单套建筑面积、套数、套型比例、建设标准以及建成后移交或者回购等事项，并以合同方式约定。
市住房保障中心代表政府具体承办商品住房小区中配套建设的共有产权房的回购、移交、管理等工作。
第三十五条 市发展和改革部门在核准共有产权房项目投资前，市规划主管部门在批准共有产权房项目规划方案前，应征求市住房保障部门的意见。
第三十六条共有产权房的建设，按照政府组织协调、市场运作的原则，采取项目法人招标的方式，选择具有相应资质和良好社会责任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实施；必要时经市政府批准可以由市住房保障中心直接组织建设。
第三十七条 共有产权房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应当执行国家有关住房建设的强制性标准；按照发展节能省地环保型住宅的要求，采取竞标方式优选规划设计方案，做到在较小的套型内实现基本的使用功能；积极推广应用先进、成熟、适用、安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共有产权房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可以共享项目周边城市绿化指标，项目外的基础设施，由政府优先配套建设。
第三十八条 共有产权房建设单位，对其建设的共有产权房工程质量负最终责任。
共有产权房建设单位应当向买受人出具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并承担保修责任，确保工程质量和使用安全。有关住房质量和性能等方面的要求，应在建设合同中予以明确。
共有产权房的施工和监理，应当采取招标方式，选择具有资质和良好社会责任的建筑企业和监理企业实施。
第三十九条 集中建设和配套建设的共有产权房，实行预售许可和网上销售备案制度，并由市住房保障中心统一建立项目档案和分户档案。
第六章 单位集资合作建房
第四十条 距离城区较远的独立工矿企业和住房困难户较多的企业，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住房建设规划的前提下，经市政府批准，可以利用单位自用土地并取得土地出让手续后进行集资合作建房。
参加单位集资合作建房的对象，必须限定在本单位符合购买共有产权房条件的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第四十一条 单位集资合作建房是共有产权房的组成部分，其建设标准、优惠政策、供应对象、产权关系等均按照共有产权房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
单位集资合作建房应当纳入当地共有产权房建设计划和用地计划管理。
第四十二条 任何单位不得利用新征用或新购买土地组织集资合作建房；各级国家机关一律不得搞单位集资合作建房。单位集资合作建房不得向不符合共有产权房供应条件的家庭出售。
第四十三条 单位集资合作建房在满足本单位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购买后，房源仍有少量剩余的，由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向符合共有产权房购房条件的家庭出售，或由市政府以成本价收购后用作廉租住房。
第四十四条 向职工收取的单位集资合作建房款项实行专款管理、专项使用，并接受市财政和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四十五条 已参加福利分房、购买共有产权房或参加单位集资合作建房的人员，不得再次参加单位集资合作建房。严禁任何单位借集资合作建房名义，变相实施住房实物分配或商品住房开发。
第四十六条 单位集资合作建房原则上不收取管理费用，不得有利润。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七条 擅自提高共有产权房、集资合作建房销售价格等价格违法行为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弄虚作假、隐瞒家庭收入和住房条件，骗购共有产权房或单位集资合作建房的，由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责成其补缴所购住房或单位集资合作建房与相似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价格差，并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法予以处罚。
共有产权房在取得完全产权以前，未经共有权人同意而出租的，一经发现，由共有权人追讨政府产权部分收益。
第四十八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共有产权房建设、管理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负责解释。各县和淮阴区、楚州区可以参照本办法制定当地经济适用住房实施办法，并报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