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庆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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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原告杨某与被告安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3年8月30日登记结婚。1992年被告安某所在单位分给其住房一套，由其居住。1994被告安某所在单位进行房改，同年1月12日，安某向单位交款9766.42元。2001年6月11日，又交款2039.32元。2001年6月19日，该房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登记在被告安某名下。2007年12月4日，被告安某将该房以6万元价款转让给多年好友林某，某市房管局为第三人林某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其间原告杨某一直居住于该房屋。安某于2009年7月诉至法院，要求与杨某离婚。在离婚诉讼中，杨某发现所居住的房屋已被安某转让，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安某与第三人林某的房屋转让行为无效。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房屋系原告杨某与被告安某婚后共同财产，被告安某未征得房屋共有人同意，擅自将涉案房屋转让给第三人林某，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侵害了原告杨某的财产权。但第三人林某在购买涉案房屋时，该房产登记在被告安某名下，不动产登记具有公信力，第三人林某有理由相信该房屋为被告安某所有，且支付了合理的价款，已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属善意第三人，其合法权益应予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某的诉讼请求。
一、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与无权代理的区别
善意取得制度是指动产占有人以动产所有权的移转或其他物权的设定为目的，移转占有于善意第三人时，即使动产占有人无处分动产的权利，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制度。2007年颁布施行的《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并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了不动产。至此，对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的争论方偃旗息鼓。
　　　　那么，善意取得制度中“无权处分”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解释来看，“无处分权人所为的处分就是无权处分”。然探究本意，善意取得制度的基础乃是公示的公信力，当公示展现出来的权利人（动产的占有人和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和实际的权利人不一致时，保护的是善意第三人因信赖公示状态而与公示的权利人所发生交易的安全，以使善意之人免遭不测之损害。在不动产买卖中，交易第三人基于对不动产登记簿的信赖，相信其所记载的权利人就是真正的权利人，相信无权处分人所为的处分是有权处分，为了保护此类交易的安全，才例外地规定善意第三人可获得无权处分人处分的标的物。但如果不动产登记薄记载的权利人已告知交易第三人自己并非真正的权利人，自己之所以处分标的物是得到了真正权利人的授权，而该处分人其实并未得到真正权利人的有效授权，那么他的行为就不是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而是无权代理。无权代理是指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以他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因其徒具代理的表象，却欠缺真实有效的代理权而不产生代理效力。当然，从广义上讲，无权代理亦属于无权处分，但此种情形的“无权处分”是否属于善意取得制度中“无权处分”呢？颇值玩味。交易第三人已明知处分人并非真正的权利人，基于登记的公示公信力所产生的合理信赖已不复存在（当然，仅对于该交易第三人不存在，对于其他不知情者，登记的公示公信力依然存在），善意取得制度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无用武之地。于此情形，交易第三人若执意做成此笔交易，要么出于恶意，要么就是信赖处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代理权限。但此种“信赖”已不是善意取得制度中基于公示公信力所产生的“信赖”，而是对处分人具有合法有效代理权的一些表征所产生的“信赖”（比如处分人持有权利人或其他共有人的委托书）。因信赖内容和基础不同，此种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就已经超出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涵摄范围。那么如何对无权代理中的善意相对人给予保护呢？《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做了很好的回答，即“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就像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是一组相对应的概念一样，无权代理相对应的就是表见代理。
　　　　因此，只有当公示的权利人与实际的权利人不一致时，公示的权利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发生交易，此种情形下的无权处分（狭义）才是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才能适用《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去考察交易第三人的信赖是否值得保护。而公示的权利人在无有效代理权限时，以真正的权利人或全体共有人的名义与第三人发生交易，是为无权代理，而非无权处分（狭义），对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只能适用《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去考察（本文仅讨论公示的权利人所为的无权处分，非公示的权利人所为的无权处分暂不涉及。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他形式的无权处分均不是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
　　　　无权处分与无权代理的具体区别如下图所示：
　　



　　　　　　　　　　　

　　　　　　　　　　


　　　　　　　　　　



　　
　　　　
　　　　
　　　　
　　　　
　　　　
　　　　
　　　　
　　　　
　　　　
　　　　二、对本案裁判思路及裁判结果的反思与重构
　　　　如前所述，无权处分与无权代理的主要区别在于公示的权利人是以谁的名义进行处分。就本案而言，被告安某是以自己的名义还是以夫妻双方的名义处分共有房屋，直接关涉本案的裁判思路及裁判结果。但审理时并未认识到无权处分与无权代理之间有重大区别，而是认为对当事人所有的合理信赖均应纳入到善意取得制度体系去考虑，因而未将被告安某是以谁的名义所为处分作为法庭调查的重点，这是值得反思之处。再者，在公示的公信力方面，虽然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较强，动产占有的公信力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并非绝对地不可推翻。当原权利人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交易第三人不应当信赖不动产登记簿或对信赖不动产登记簿有过失时，可以推翻第三人因信赖不动产登记簿而产生的“善意”。如果不允许反证推翻的话，意味着一旦交易第三人信赖不动产登记簿即为善意，那便不存在所谓的“恶意”，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的构成要件也就形同虚设。
　　　　下面，笔者尝试就不同事实分别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和表见代理制度，对本案进行解析并重新建构裁判结果。
　　　　1.被告安某卖房时称自己就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以自己的名义与林某订立买卖合同之情形。
　　　　因涉案房屋登记在被告安某名下，从权利外观上看，安某是房屋的所有权人。第三人林某因提出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相信安某是真正权利人，即已完成其“善意”的举证责任。原告杨某主张第三人林某不符合善意的主观构成要件，举证责任随之转移给原告杨某，其应当提出反证予以推翻第三人林某的“善意”。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通说是指对无权处分既不知道也不应知道，意即不知情且无过失。而在本案庭审中，被告安某、第三人林某均称二人系多年同学、好友，相当熟识，交往多年。那么第三人林某对被告安某的家庭状况就应当是非常熟悉的，对原告杨某与被告安某系夫妻关系也是明知的。显然第三人林某就应当知道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除了登记薄上记载的权利人安某以外，还有其他共有人，但第三人林某在明知被告安某的行为系无权处分的情况下仍与安某做成交易，难称善意。另外，第三人林某购买房屋等价值较大的商品时，本应尽到谨慎审核的义务，但其交易前后却从未到过涉案房屋内查看房屋的格局及设施，反而是到涉案房屋楼下的住户家中去探知房屋的详情，亦有悖常理。因此，第三人林某的行为不符合善意的构成要件，不能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原告杨某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2.被告安某卖房时称房产系夫妻共有财产，以夫妻名义与林某订立买卖合同之情形。
《婚姻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释（一）》第17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可见，只有“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时，夫或妻才有权代理对方作出意思表示，此为夫妻之间的“日常家事代理权”。但是，在“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时，夫或妻并没有代理对方作出意思表示的权利，房屋作为价值较大的生活、生产资料，对其处分显然不属于“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因此，本案被告安某没有代理其夫杨某作出意思表示的权利，在杨某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被告安某擅自转让共有房屋的行为即构成无权代理。第三人林某要想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应当就被告安某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举证，即应当举证证明其有理由相信安某处分共有房产得到了共有人杨某的有效授权。因第三人林某没有完成此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于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被告安某与第三人林某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原告杨某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综上，无论基于何种事实，适用哪种制度予以裁判，原告杨某的诉讼请求都应予以支持，本案的裁判结果似值斟酌。或许会有人提出疑问，笔者如此颇费周折地将夫妻一方私卖共有房产作此类型区分，而处理结果又都一样，意义何在？笔者认为，如此区分的意义在于：一是举证责任不同。在无权处分中，交易第三人只要提出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即已完成其“善意”的举证责任。随之而来，主要由原权利人举证推翻交易第三人的“善意”。因此，交易第三人的举证责任较轻；而在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上，须由交易第三人举证证明其“善意”，即有理由相信他人具有代理权限，负担的举证责任较重。这种举证责任的配置不仅符合证据规则而且也符合常理，因为从交易第三人的视角来看，前者，出卖人处分的是“自己”所有的标的物，相对人承担一般的注意义务即可；后者，出卖人处分的是“他人”的标的物，对于出卖他人之物，交易第三人理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二是处理结果不同。在无权处分中，交易第三人即使符合善意的主观要件，但如果尚未支付合理的对价，或尚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交易第三人仍然不能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只能向无权处分人主张损害赔偿；而在无权代理中，如果认定符合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即使尚未支付价款，或尚未办理过户手续，交易第三人仍可基于有效的买卖合同请求对方履行合同义务，从而获得标的物所有权。所有权人在丧失标的物后，只能向无权代理人主张损害赔偿。本案之所以运用两种裁判思路得出同一结论，主要原因在于被告安某与第三人林某相当熟识这一事实，对认定第三人林某是否善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倘非这一事实，结论可能就会迥然有异。
　　　　三、余论
　　　　善意取得制度与表见代理制度、表见代表制度共同承担着现代民法对市场交易主体合理信赖的保护义务，此类制度主要侧重于保护交易的动态安全。当然，所有权神圣是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对公民财产的静态安全，同样要给予足够保护。目前的司法实务中，涉及无权处分的纠纷以夫妻一方私卖共有房产的类型居多，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这其中，既有在婚姻出现危机时，夫妻一方为从破碎的婚姻当中攫取不当利益而恶意单方处置房产的情形；也有出卖房屋后，因房价暴涨，违背诚信，由夫妻非处分方以不知情为由主张房屋买卖无效的情形。法院 在审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应根据个案情况，综合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表见代理制度，并结合诚实信用原则，衡平各方利益，作出公正裁决。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法院 黄磊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暂缓起诉制度的可行性探究

作者: 广东丰顺县人民检察院 游常庆

未成年人犯罪逐年增长和犯罪低龄化是当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又是关系到他们将来的前途和命运，是重是轻还是以其他方式进行处罚？仍是世界各国在不断探索的路子。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为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相继推出各种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法律制度，如附条件不起诉、观护制度等。可见这些国家在刑事司法制度上已逐渐从惩罚主义走向保护主义的。我国经过多年的实践，总结出一个新的结论：解决未成年人犯罪应以预防为主，惩罚为辅，从源头上遏制犯罪。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和特点，我国政府已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条约，对预防和减少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起到重要作用。虽有这些法律制度还是远远不够的，要长效地预防犯罪，必须健全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机制，完善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制度，以体现人性关怀和宽大的法律政策，促进现代司法理念文明。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就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适用暂缓起诉制度略谈粗浅之见。
一、 暂缓起诉的法律界定
暂缓起诉实际上是外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制度。在德国称为附条件不起诉，就是指以暂时不起诉为条件，检察官对被告人规定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要求，被告人如果不履行要求，则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德国议会赋予检察官不起诉斟酌权，加强对刑事犯罪的有效追究和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保障人权具有积极意义，也对其他国家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犯罪日益智能化、复杂化和低龄化，在司法资源有限的今天，实现诉讼效率与价值尤为重要。暂缓起诉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是没有规定的，然而许多旧的法律制度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诚然，司法改革已是势在必行。美国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说过：“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得到如此精确的限定，以致避免了任何解释问题；同时没有任何法律能够得到如此精确的限定，以致于明确地包含了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因此，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给实施这部法律的人留有一种有限的自主空间。在新一轮法律制度改革的推动下，大胆借鉴外国有益的经验未尝不可，也是适应与时俱进的要求。我国南京、武汉等地检察机关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犯罪推行暂缓起诉的新尝试，收到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应该肯定的。当然也引起法律界上的争议，有人认为实行暂缓起诉于法无据，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和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原则。可以看出他们对不起诉制度的认识只局限于现有法律层面上，照搬硬套法条，缺乏对暂缓起诉内在所蕴含价值的理解。毕竟我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保护工作开展比较晚，立法上尚有疏漏，法律体系不够完善。因而提出这些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引起争议也是正常的。笔者认为，对待一个新生事物的评价，则应以马列主义辩证观点来论证，以实践来总结其价值所在，包括法律上的价值和社会上的价值。只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的东西，是值得倡导和推行的。
暂缓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应当起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本着综合治理原则和案件自身条件，在一定期限内不作处理，期满后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一项制度。
法律专家认为，暂缓起诉制度符合当前国际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也符合刑罚个别化的刑事理论，有助于刑罚教育功能的实现。对于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来说，在身心上与成年人有着明显的差异，而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又肩负着特殊的保护使命，既要维护社会稳定，又要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高度出发。因此，全面科学地理解暂缓起诉，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积极推行暂缓起诉制度，落实各项帮教配套措施，防止犯罪人重新犯罪，营造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对建设现代法治文明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已经加入保护未成年人相关的国际条约，在不断推进司法实践过程中，进一步减少程序，减少司法机关和当事人的讼累，提高效率，进而获得低成本的司法保护，着眼于长效机制，加快司法软环境的建设。在立法上建立与未成年人相适应的刑事诉讼程序和制度，将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写进刑事诉讼法，把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暂缓起诉制度予以法律化，规范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机制，逐渐与国际上接轨，努力完善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
二、暂缓起诉的可行性及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不难得出未成年人犯罪的诱因：主要有未成年人本人原因、家庭原因、学校原因和社会原因。针对这些因素，社会各界都在不懈努力寻求各种预防途径，以解决犯罪源头，遏制犯罪蔓延。未成年人不乏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检察机关在不断总结实践过程中，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人通过暂缓起诉进行教育挽救，重塑灵魂，彻底矫治他们的畸形心理和不良行为，是职责的应有之义，也是符合人类共识潮流的。
首先，实行暂缓起诉，有利于发挥其诉讼经济效益价值。刑事诉讼本身是一项成本较高的司法活动，诉讼价值的取向主要是诉讼经济、以宽大方式实现一定的刑事政策或者保障一定的政治利益。而在我国目前司法负担日益沉重，诉讼成本高效率低，司法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寻求合理、科学地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经济价值，已落在司法实践者的肩上。从1983年以来，我国一直推行“严打”刑事政策，而忽略了从源头遏制预防犯罪，没有充分利用不起诉制度的作用。笔者认为，在“严打”政策不变的前提下，实行暂缓起诉制度，恰好是使部分属于未成年人犯罪较轻刑事案件，在起诉环节适时终止，使案件不要进入审判程序，有利于缩短诉讼时间，减少投入，提高诉讼效率，更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在《联合国青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中也规定：“应酌情考虑在处理少年犯时尽可能不提交主管当局正式审判防止少年司法中进一步采取的诉讼程序的消极作用”。
其次，有利于预防和减少犯罪。实践表明，未成年人犯罪，特别是犯罪行为不严重、主观恶性不大的初犯、偶犯，悔罪较好的，很多起诉到法院后，大都被判处较轻刑罚，这样对未成年人予以定罪和科以刑罚，办案部门往往对案件办结后就了事，普遍没有跟踪监督，使他们没有及时得到良好的教育，虽然惩罚了，但是预防效果不大。相反使很多未成年人在看守所或监狱里，容易被交叉感染，释放后没有得到一定措施的约束，造成自悲和被歧视的消极心理，难以抹去自己人生上的这个刑事污点，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其逆反心理，仇视社会，容易重新犯罪，加大了教育改造的难度，致使难以达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如果运用暂缓起诉制度，给予他们一定时间，通过帮教，使他们反省过去，认识到自己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并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继续生活学习，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收到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往往会更好。事实证明，通过教育和矫治，绝大多数未成年人犯能痛改前非，基本上没有走上犯罪道路。
再次，有利于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综合治理方针历来是我国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基本对策。刑罚的目的就是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其着眼点应该是预防犯罪，保护社会。通过预防教育，使可能犯罪的人不去实施犯罪，减少违法犯罪的滋生，把犯罪遏制在未然状态，以更好地保护人民。而未成年人本身思想单纯，易冲动，盲目性和激情化并存，自我控制和辨别是非能力较差，容易受到不良思想侵蚀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但他们又正处于自身发展和接受教育的最佳时期，可塑性很强，容易接受教育改造。正如马克思说过：“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可见，应利用司法机关的法律专业优势，积极开展社会预防工作，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暂缓起诉制度，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是社会对他们的宽容精神，使他们回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正常生活和学习，了解到一定的法律知识，提高法制观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方向，对减少和预防犯罪起到很好的效果，有利于社会治安的稳定。
第四、有利于检察机关正确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各个方面还未定格，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诱惑和误导，致使触犯刑律。而他们又是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是今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力军。因而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应充分认识到办理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重要性，应根据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从保护的角度区别于成年人犯罪，坚持以预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落实各项有效的措施，扩大考察面，以人为本，立足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用人性化的关怀唤醒他们的良知。检察机关肩负着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双重任务，运用好检察职能作用，对未成年人犯罪寓教于办案，注重教育和挽救工作，加强法制宣传，正确处理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对推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三、暂缓起诉制度的完善
暂缓起诉作为一种程序性的刑事制度，在实践上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面对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走向违法犯罪，并出现暴力化、低龄化等现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为此我国政府和司法机关通过各种途径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我国在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上的立法还相对滞后，措施不够完善，少年司法制度仍不健全，因而推行暂缓起诉，理应成为一种新的可行的制度。
（一）暂缓起诉的适用条件
1、必须是未成年人，即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未满18周岁；
2、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或单处罚金的或者是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有自首或立功等法定情节的；
3、必须是初犯、偶犯或胁迫犯、从犯，累犯应除外。
笔者认为，只有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对犯罪嫌疑人才能适应用暂缓起诉。
（二）操作程序
1、严格审批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由理论业务水平较高，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帮教的检察官来承办。承办人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拟写案件审查报告，提出审查意见，报主诉检察官审核，并由公诉部门集体讨论， 提出意见，最后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2、告知程序。由办案检察官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监护人和被害人，并听取他们的意见。犯罪嫌疑人应向被害人公开赔礼道歉，赔偿一定经济损失。若双方当事人都无异议，即对犯罪嫌疑人宣布执行暂缓起诉决定；如果被害人对暂缓起诉决定不服的， 在规定的期限内（一般为15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被害人也 可以在规定期限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3、监督程序。对犯罪嫌疑人宣布暂缓起诉决定后，进入考察阶段，考察期限一般以6个月至3年为宜。规范帮教制度，考察必须落实三方面工作：一是建立三级考察网络，则由检察院、学校（居委、村委）和家庭形成考察体系；二是被考察人每月至少有一次向考察人员做思想汇报；三是检察人员定期到被考察人所在地、学校作调查了解，及时掌握被考察人的活动情况，通过对被考察人的测评和心理分析，透过异常现象，及时发现苗头，化解消极因素。
4、处理程序。考察期满后，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并认真学习、生产或完成各项规定的义务，说明有悔改表现，一般应作出不起诉决定；若在考察期间发现有违法犯罪行为的，表现较差的，应向法院提起公诉。
综上所述，对待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犯罪案件，应本着理性、冷静、权衡的司法理念看待问题，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预防往往比惩治更重要，用人性化的执法理念关怀未成年人，是现代司法文明的标志，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暂缓起诉制度更是法治的进步。所以，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和成果，健全我国刑事司法体系，有必要推行暂缓起诉制度。建议国家立法机关以立法形式确定暂缓起诉，完善不起诉制度，赋予检察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更好更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


本文于2003年载于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