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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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宿州市人民政府


第14号


《宿州市水资源管理办法》已经2005年4月13日市人民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5年6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宿州市水资源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水资源的活动。
本办法所称水资源，是指地表水和地下水。
第三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主要职责如下：
（一）贯彻落实水资源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
（二）负责组织对全市水资源的调查和评价，编制开发利用水资源的综合规划，制定水中长期供求计划；
（三）统筹城乡水资源，对水资源进行统一调配，依法实施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工作；
（四）负责取水许可制度的组织实施；
（五）拟定水资源保护规划、组织水功能区的划分、核定水域纳污能力、提出限制排污总量的意见；
（六）负责管理指导全市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工作；
（七）组织协调有关水资源的科研工作。
各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管理工作。
各级建设、环保、卫生、国土资源、农业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应加强水法规、水知识的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水资源意识、节水意识和水患意识。对在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水资源和有关水资源科研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奖励。

第二章　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

第五条　水资源规划由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经批准的水资源规划是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基本依据。
水资源规划应当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相协调。
第六条　河流、湖泊、水库的水功能区划，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保等有关部门，按照水资源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拟定，报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统筹安排地表水和地下水。采取各种调水、蓄水措施，充分利用地表水。合理开发利用浅层地下水，严格控制开采深层地下水。
第八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资源的动态监测，定期或不定期发布水资源信息。水利、环保、卫生、国土资源、农业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水质监测数据、资料实行共享。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进行生产建设或其他活动时，不得污染或破坏水资源；不得损坏水工程、取供水设施和水资源监测设施。
第十条　凡向河流、湖泊、排水功能河道排水的，水质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在河流、湖泊及地下水源取水口附近新建、改建或扩大排污口的，应当经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由环保部门依法进行审批。
第十一条　因采矿或其他作业造成地下水位下降、水源枯竭或地面塌陷，影响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的，建设单位应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
兴建水工程和其他建设项目，对原有灌溉用水、供水水源等造成不利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给予补偿。
第十二条　因发生突发性事故或公共卫生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资源污染的，责任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采取紧急措施，排除或者减轻污染危害，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章　饮用水地下水源保护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水文地质条件依法划定饮用水地下水源保护区，鼓励和引导饮用水地下水源保护区内的生产经营者发展无污染的产业，采取措施防止水源污染，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的安全。
第十四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建设、环保、卫生、国土资源等部门切实做好饮用水地下水源保护工作。
第十五条　饮用水地下水源保护区一般划分为：
（一）一级保护区：以取水井为中心，半径30米范围内；
（二）二级保护区：以取水井为中心，半径30米以外有明显水位降落漏斗区60米范围内；
（三）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外的主要补给区。
饮用水地下水源保护区应设立警示标志，并在重点地段采取防护措施。
第十六条　饮用水地下水源保护区内的水质，执行国家《地下水质标准》Ⅱ类标准。
第十七条　在饮用水地下水源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破坏水源涵养林、护岸林、水土保持林以及与水源保护相关的植被；
（二）新建、扩建化学制纸浆、印染、制革、电镀及其他对水源有严重污染的企业；
（三）利用含有毒污染物的污泥作肥料；
（四）设置垃圾、粪便和易溶、有毒有害废弃物集中堆放场或转运站；
（五）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污水及其他有害废弃物。

第四章　取水管理

第十八条　直接从河流、湖泊、水库和地下取水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法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申领取水许可证，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因生产、工程施工等需要临时取用地下水的，应申请临时取水许可，办理相关手续。
未办理取水许可证的，不得擅自取水。
第十九条　下列取水不需要申领取水许可证：
（一）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
（二）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临时应急排水的；
（三）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的；
（四）为维护生态环境临时应急取水的；
（五）为农业抗旱临时应急取水的；
（六）农村家庭承包土地灌溉取水的；
（七）农村中小学、幼儿园及敬老院直接取水自用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开采地下水的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开凿取水井，并将施工单位资质证书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施工结束后，开采地下水的单位应在30日内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成井资料，领取取水许可证。
第二十一条　开采地下水，严禁破坏地下水的自然分层规律，应当做好孔隙水、煤系地层与岩溶水的止水工作。
已污染的浅层地下水不得与未污染地下水进行混采；矿泉水、地热水不得与普通水混采。
第二十二条　下列地区应严格限制开采地下水：
（一）城市规划区地下水超采区；
（二）主要水源地保护区；
（三）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区；
（四）水工程保护区。
第二十三条　未成井、报废井应及时封闭，拒不封闭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封闭，所需费用由原使用者承担。
第二十四条　取得取水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取水口安装符合国家标准的取水计量设施，按照批准的取水量取水，并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缴纳水资源费。
超额取水的，对超额部分的水资源费实行累进加价制度。取水量超额20%以下（不含20%）的，超额部分加收1倍的水资源费；超额20%以上50%以下（不含50%）的，超额部分加收2倍的水资源费；超额50%以上的，超额部分加收3倍的水资源费，并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暂停取水，限期改正。
第二十五条　水资源费应足额上缴财政，纳入财政专户，专款专用。主要用于下列开支：
（一）开展水资源调查评价、规划和有关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保护方面的科学研究；
（二）地下水回灌补源；
（三）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
（四）支持、补助或奖励节约用水工作；
（五）水资源、水政管理费。

第五章　水资源配置和节约使用

第二十六条　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省政府制定的行业用水定额、经济条件以及水量分配方案，确定本地可供使用的水量，制定本地年度用水计划，实行总量控制、统一调配。
第二十七条　取水许可证持有人应当按规定在每年的一月份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本年度用水计划和上年度的用水总结报告。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地年水资源供给量和总体用水计划，按国家行业用水定额及用户生产情况，审核用户用水计划并下达用水指标。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政府批准，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取水许可证持有人的取水量予以调整或者限制：
（一）由于自然原因使水源不能满足本地区正常供水的；
（二）社会总取水量增加而又无法另辟水源的；
（三）因地下水严重超采可能导致不良后果的；
（四）产品、产量或者生产工艺发生变化使取水量发生变化的；
（五）出现需要核减或者限制取水量的其他特殊情况的。
第二十九条　灌区地表水的分配和利用，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办法。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任意改变用水计划，不得拦截或者抢占水源。
第三十条　农业生产应当根据水资源条件，因地制宜，推广使用节水先进技术，建设雨水集蓄工程。
工业企业及其他各行业应有计划地改革生产用水工艺，采用节水新技术以及循环用水等措施，降低耗水量，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推广普及节水型生活、生产用水器具，提高水的使用效率。供水单位应当加强管网维修和管理，降低漏失率；取用水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使用节水新技术和节水型器具。
第三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节水设施，应与工程主体建设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对未按取水许可审批意见中节水要求进行建设或验收不合格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责令其限期改正，否则不予发放取水许可证。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一）未经批准擅自取水的；
（二）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
（三）不按规定安装取水计量设施的；
（四）拒不执行水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取水量核减或者限制决定的；
（五）使用伪造、涂改或出租的取水许可证取水的；
（六）拒不向提出要求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有关资料或者提供假资料的。
有前款（一）、（二）项行为之一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三）、（四）、（五）项行为之一的，可处警告或者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拒不缴纳、拖延缴纳或者拖欠水资源费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部分2‰的滞纳金，并处应缴或者补缴水资源费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由环保等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造成重大水源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妨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部门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执行水资源规划的；
（二）不按已批准的规划兴建水工程的；
（三）不依法核发许可证、签署审查意见的；
（四）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故意刁难、拖延，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核发许可证、签署审查意见的；
（五）对法定的水规费擅自减免或违反规定收、缴的；
（六）贪污、截留、挪用水规费的；
（七）拒不执行水量分配方案、水量调度预案和调度命令的；
（八）其他不履行水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水利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5年6月1日起施行。






海峡两岸裁判离婚标准的比较研究

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发表时间：199801

裁判离婚标准作为诉讼离婚的起因和归结，在诉讼离婚中居于多重地位，扮演着多种角色，包容了多方面的含义：首先，它是法律所规定的是否准予离婚的一般规范模式，构成判决离婚赖以认定和适用的普通标准；其次，它是法院在每一个诉讼离婚的操作过程中据以决定是否裁判离婚的强制性法定条件；第三，它是法律所确认的引发离婚纠纷的直接的、现实的原因事实，被称作法定离婚原因；第四，它是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请求解除婚姻关系的事实依据和法定理由。基于此，裁判离婚标准构成了决定婚姻关系的归宿和命运的原则性界限，是贯穿于离婚诉讼全过程的主线，所有的诉讼活动都围绕这一中心运行。因而，有关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规定不仅展示了离婚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离婚制度的根本宗旨所在，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域范围有关离婚的传统性法文化积淀之精髓和制度性法文化之最集中、最现实的反映和表现。对裁判离婚标准的理论研究，既能直面有关离婚制度的表层形式，亦能透彻把握该制度的立法精神和基本要旨，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海峡两岸有关离婚纠纷日益增多的今天，为谋求妥当处理由历史原因而形成的祖国大陆离婚法与台湾地区“离婚法”的诸多冲突及其适用，首先应从理论上对两岸不同的裁判离婚标准进行阐释。


纵观人类离婚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横览当今世界各国离婚法的现行规定，凡许可离婚的国家或地区，其裁判离婚标准可以从四个方面予以界定：首先，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表述形式，可概括为具体列举主义、抽象概括主义和例示主义。其次，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内容要求，可概括为有责主义、无责主义与破绽主义，或曰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但这三项原则在各国的离婚立法上，有的是单独适用，有的是两项原则结合适用，有的是三项原则同时适用，从而形成了六种具体的组合方式：一是兼采过错原则与干扰原则；二是兼采干扰原则和破裂原则；三是兼采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四是兼采过错原则与破裂原则；五是单取过错原则；六是单取破裂原则。第三，根据裁判离婚标准所隐示的离婚功能作用，可概括为惩罚主义、救济主义和惩罚与救济兼采主义。第四，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效力，可以概括为绝对离婚标准主义和相对离婚标准主义。所谓绝对离婚标准，又叫绝对离婚理由，即只要当事人提出为法律所指明的离婚理由确实存在，法院就可以或必须作出准予离婚的判决。所谓相对的离婚标准，又叫相对离婚理由，指当事人虽然确证具备法定离婚理由，但能否准予离婚，还须考虑与婚姻相关的其他情况具体确定，因而并不当然地可以或必须获准离婚。对海峡两岸离婚标准的比较研究，可以从多个侧面进行，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可归结到这四个方面，凸现其相同、相近或相异的理论内涵。


作为成文法规范的直接表现，海峡两岸对裁判离婚标准的规定，都是分别集中于各自亲属法的一个条文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25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台湾地区“民法典”（亲属编）第1052条规定：“夫妻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向法院请求离婚：（1）重婚者；（2）与人通奸者；（3）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能同居之虐待者；（4）夫妻之一方对于他方之直系尊亲属为虐待，或受他方之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者；（5）夫妻之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中者；（6）夫妻之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者；（7）有不治之恶疾者；（8）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9）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者；（10
）被处三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者。有前项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以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但其事由应由夫妻之一方负责者，仅他方得请求离婚。”以此条文为逻辑起点，按照上述四个方面的理论思路，对海峡两岸裁判离婚标准展开研析，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就裁判离婚标准的文字表达形式分析，台湾地区实行例示主义，祖国大陆采取抽象概括主义

台湾地区“亲属法”在1985年修改之前的50多年时间里，一直沿用1930年“民法典”亲属编以具体列举形式规定的10种裁判离婚理由，将诉讼离婚严格限制在法律所列举的10种情形之中，严重阻碍了离婚自由原则的伸张，不能适应婚姻关系千差万别的内在运行规律，表现出多重局限和缺漏，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多方检讨和批驳。因此，1985年修改后的“亲属法”抛弃了具体列举主义，改采例示主义，即首先列举了具有常见性、多发性的10种具体离婚原因或理由，符合其中之一，即可诉请裁判离婚；然后又概括指出“有前项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以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确立了一个模糊、抽象的外延不确定的尺度，使裁判离婚标准的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兼收并蓄，结合运用。这样，一方面明确具体地列举可以把握的某些离婚原因，作为通常情况下认定掌握的标准，使某些诉讼离婚对号入座，有据可引；另一方面，在具体列举的基础上，又用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使不能对号入座的离婚原因亦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归属，从而弥补具体列举不可能穷尽一切的局限。基于此，列举性规定成了概括性规定的例示说明或典型表现，而概括性规定又是对列举性规定的补充和扩展，两者共生同存，相得益彰，使法律标准细密而不呆板，宽泛而有法度，稳定而不僵化，原则性与实际性、针对性与前瞻性有机统一，显示了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祖国大陆婚姻法对裁判离婚标准的规定，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婚姻立法中即见雏形，经过新中国30多年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充实、发展和完善，至1980年颁布的现行婚姻法而完全定型，最终确立了裁判离婚标准的抽象概括主义模式。这种概括主义模式的表述方法，在法律上对离婚原因或理由并不一一具体列举，而是从复杂多异的离婚现象中进行一般抽象，以最简明的法律语言将婚姻破裂无法挽回、夫妻关系无法继续维持作为唯一的裁判离婚标准。从而，无论引起当事人离婚的具体表层原因是什么，只要其婚姻关系在客观上归于深层次的破裂，即认为符合法定离婚标准，可获准离婚。所以，概括式的离婚标准在所有的诉讼离婚中是唯一的理由，也是普遍适用的理由。


根据《婚姻法》第25条的规定，概括的裁判离婚标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其内容的基本构成是两个方面：一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二是调解无效。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整体，并存在着内在的辩证关系。其中，感情确已破裂是实体性理由，是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实质性法定条件；调解无效是程序性标准，其作为感情确已破裂的表现形式，不能视为判决离婚的实质要件；感情确已破裂在离婚标准中具有主导的决定意义，调解无效则处于从属的辅助性地位。无论是调解离婚，还是判决离婚，核心标准在于把握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所以，人们通常只认为感情确已破裂才是裁判离婚的法定标准，并非没有道理或不正确。


以抽象概括形式规定离婚标准，是现代离婚立法发展和改革的现实与趋势，也是自由离婚主义的重要表现。它有效地克服了具体列举性规定的弊端，兼顾到现实生活中多样复杂的离婚原因和千姿百态的婚姻状况，把握了离婚原因的实质和根本。其灵活性、抽象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等功能特点使之在最大范围和程度上对导致离婚的一切具体原因囊括无遗，疏而不漏。但是，概括表述方式对离婚标准规定得过于抽象、笼统和一般化，法律标准成为一种模糊、可伸缩的弹性条款，使法律应有的安全、确定、可操作性等诸价值又难于充分体现。而且，由于具体标准不明确，规范的导向性差，必然会遭致很多人动辄离婚，基于不同的理解反复争执辩驳，无理缠讼，产生同一婚姻事实状况而有多种不同的结论。更为严重的是，法律上的弹性标准给予了法院或审判人员进行扩大或限缩解释适用的极大的“自由心证”的机会与条件。即具体案件的离婚界限只能由审判人员根据对法律和案件事实的个人理解去界定，而由于个人素质、价值倾向的不同而发生理解的差异，则可能导致对同类案件处理偏宽偏严游移不定的失范问题，引起婚姻该离的没有离、不该离的却离了等操作上的冲突，损害法律的一致性及应有的尊严与权威，降低法律的运行效果和人们对法律的信赖。此乃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内在不足与缺陷。


为了弥补概括式离婚标准的上述不足与缺陷并维护其优点，在已有的概括主义立法形式下，根据长期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11月21日正式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专门针对裁判离婚标准的抽象条款进行详细诠释。其具体内容为：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准予或不准予离婚应以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作为区分的界限，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应当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的现状和有无和好的可能等方面综合分析。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和审判实践经验，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1
）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及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2）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
难于共同生活的；（3）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
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4）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
骗取《结婚证》的；（5）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未共同生活，无和好可能的；（6）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7）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三年，
确无和好可能的，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一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8）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
无过错一方起诉离婚，或者过错方起诉离婚，对方不同意离婚，经教育批评、处分，或在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过错方又起诉离婚，确无和好可能的；（9）一方重婚，对方提出离婚的；（10）一方好逸恶劳，
有赌博等恶习，不履行家庭义务，屡教不改，夫妻难于共同生活的；（11）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12）一方下落不明满两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13）受对方的虐待、遗弃，或者受对方亲属虐待，或虐待对方亲属，经教育不改，另一方不谅解的；（14）因其他原因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


基于此，祖国大陆婚姻法通过构成法律渊源之一的创设性最高司法解释在法定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基础上补充确立了例示主义的裁判离婚标准模式，形成了司法操作中概括与例示的双轨制，有效地解决了单一的抽象立法标准的局限，是离婚标准立法的一大发展和进步。而且，就该解释的内容与台湾地区的例示标准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两者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互容括，除了表述形式和选择角度有所不同之外，其在内涵和外延的总体取舍上基本贴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两大模式开始步入同一轨道形式，形成了彼此相通的形式上的契机，为处理跨涉两岸的离婚纠纷奠定了趋向一致的基础。


二、就离婚标准的实质内容分析，台湾地区原则上实行有责主义，并辅之以无责主义和破裂主义，即过错原则、干扰原则、破裂原则结合适用，但以过错原则为主导；祖国大陆则彻底摒弃了有责主义的过错原则，奉行完全的破裂原则，并将干扰原则包容在破裂原则之中


台湾地区“亲属法”经过1985年修正后，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从具体列举主义向例示主义的发展和转化，但在实质内容上并未超脱原来的有责主义窠臼，而是仅在过错原则的基础上，保留原有的无责干扰因素，并补充和注入了一定的破裂原则的因素，从而形成了现行离婚标准的列举与概括、抽象与具体、有责或无责与破绽等多元混杂的复合结构。在这一复合结构中，过错原则、干扰原则、破裂原则均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和表现。


依据过错原则，只有在夫妻之间存在法律所明定的可归责于配偶一方的违反婚姻义务、妨碍婚姻存在的过错原因时，无过错一方才能提出离婚，有过错一方则不得以自己的过错行为主张离婚；如法院认定过错确实存在，则可裁判离婚。这一原则在台湾地区“亲属法”所列举的10项离婚理由中共占有7项，即重婚、通奸、夫妻之虐待、
夫妻一方对他方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处于继续状态、恶意遗弃、夫妻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被处三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凡夫妻之间存在这7种情形之一，导致婚姻难于维持，
无过错一方即可向法院请求离婚，但有过错一方不得以此为由提出离婚请求。